新型洗钱针对电子商务、虚拟货币、房地产经纪，加入反洗钱后

最近，比特币的价格在两个多月内翻了一番，达到 8,000 多美元。除了减半周期论、机构投资者入场论等炒作外，大量洗钱交易的幻影也始终如影随形。币圈一位人士坦言，“是真的。”

5月15日，汇潮支付因违反反洗钱相关规定，与身份不明的客户进行交易，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被央行上海分行罚款630万元。第三方支付机构因反洗钱无效而收到的最大一笔罚款。

惩罚的严重程度与其伤害成正比。

在影视剧中，洗钱总是与贩毒、走私、黑道等违法犯罪活动联系在一起。通过眼花缭乱的操作，将非法获得的“脏钱”（Dirty Money）洗白（使其看起来合法）。来源），危害金融秩序、社会稳定乃至国家安全，成为全球公害。

中国人民银行业务管理司近日在“北京市反洗钱工作成果发布暨工作研讨会”上披露的信息可见一斑：涉案跨境地下钱庄涉案金额超过300亿元以上，虚开税务发票案件19起，“4.12”重大骗税案件利用虚拟币洗钱的判例，协助查处跨省刑事、作恶2起。

并且随着技术手段的迭代，洗钱手段也呈现出从传统线下发展到线上，从金融机构发展到特定非金融领域的特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洗钱规模已超过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5%，已成为资助恐怖活动的手段。

加大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力度与合作已成为国际共识，海外监管部门也越来越多地对金融机构反洗钱不力实施制裁。在中国，反洗钱相关法规亟待修订，今年有望取得突破。

电子商务、用于洗钱的虚拟货币

“洗钱”一词的起源确实与洗衣有关。 20世纪初，美国芝加哥的歹徒购买了一台自动洗衣机为顾客洗衣服，然后将洗衣所得与犯罪所得混在一起向税务机关申报，并将犯罪所得打着“合法性。

为什么要洗钱而不是直接消费？一直从事反洗钱工作的人工智能风控公司氪星科技副总裁高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释说：洗钱等违法所得往往数额巨大，不法分子会千方百计最好避免引起金融机构的注意。意味着将其形式合法化到金融体系中。

例如，四川高县人民法院日前披露的判决书显示，被告人邱健为时任宜宾县常务副县长王宇收受贿赂850万元，并将捏造的施工合同转让给自己。帐户，并帮助王宇用自己的秋剑因以他的名义购买了20家商店而被判洗钱罪。

在高强看来，反洗钱的核心是做好客户身份识别（KYC），一是客户身份识别，二是资金来源和去向的识别，资金是否交易匹配客户的行业属性、营业收入等特点。比如小企业有大量频繁的资金流入流出，或者是传销中比较明显的层级流动。因此，在反洗钱中，金融机构需要通过各种手段确认客户身份，并进行尽职调查、大额和可疑交易的分析判断。

由于犯罪的高收益，犯罪分子愿意为洗钱支付一定的成本。传统的洗钱方式大多采用设立空壳公司、控制多个账户等方式，将零化为一体。例如，在某些情况下，不法分子开设书店、古玩店、名酒店、名烟店等店铺，并经常虚增收入。 .

但是，随着现金使用量的减少、互联网的发展和第三方支付的发展，网上洗钱的手段也在愈演愈烈。高强表示，洗钱需要载体和工具，而网上支付等电子手段非常方便、经济，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典型的表现是虚构的电子商务虚拟交易，但没有真正的货物交付。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日前披露的刑事裁定书显示，被告人于2016年以洗钱为由购买了4家电商店铺，每家店铺开设600元商品，非法所得资金流入商店的公司账户，然后联系提款手提现，并给予10%的提现服务费。

“电商平台需加强防范和分析。大平台可以阻止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一些小型电子商务平台很容易成为洗钱者的目标。”高强说。

一位支付公司的反洗钱工程师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年来，走私、贪污、诈骗、毒品、国内暴力恐怖活动等上游犯罪仍处于较高水平。非法集资的犯罪风险突出。电信诈骗、银行卡诈骗等犯罪的作案手法不断更新升级。他们的犯罪所得与跨境洗钱活动交织在一起利用虚拟币洗钱的判例，犯罪所得通过离岸账户、贸易结算、境外取现、地下钱庄等方式转移。洗钱活动渗透到特定的非金融领域，如房地产、贵金属交易、艺术品拍卖和典当行。反逃税、反恐怖融资、跨境异常资金监控、现金管理等都成为反洗钱的重要工作。

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因其匿名交易和跨境不可追踪性而成为黑人和恐怖组织最受欢迎的支付方式。最近，比特币价格在两个多月内翻了一番，达到 8000 多美元。除了减半周期论、机构投资者准入论等炒作外，大量洗钱交易的幻影也始终如影随形。一位币圈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确实如此。

中国人民银行在《2018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密资产及其交易的匿名性导致大量资金和加密资产来源不明，投资来源不明。用于洗钱、非法交易、资助恐怖主义以及逃避资本管制和国际制裁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支付、保险、证券罚款飙升

对应于洗钱手段的不断升级，对反洗钱工作的监管力度不断加大，罚款金额越来越大。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央行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相关资料发现，2012年至2017年，因违反反洗钱规定受到处罚的机构数量从83家增加到507家. “双罚”要求下，被罚款人数从32人增加到878人，全年罚款总额从1300万元增加到1.34亿元。

FATF（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今年4月发布的《中国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互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银行数2017年反洗钱处罚占银行总数 在被罚款的255家银行中，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在内的中小商业银行157家，占比61%银行罚款。

受处罚的机构类型越来越多样化。据Cross Finance统计，2018年央行共开出反洗钱罚款396张，罚款金额1.31亿元。银行、保险、支付机构、证券、农村信用社、公司、期货等各类机构分别收取250、77、7、23、28、5、6票。虽然从罚款数量和罚款金额来看，银行业占到60%左右，但对支付机构、保险、证券的监管正在加强，支付机构的巨额罚款很多。去年最大的一笔是九牌天下支付的48。 6.6万元，直到被汇超支付超过。

专门的反洗钱岗位已成为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的“必需品”。拉卡拉支付有限公司高级合规总监唐玲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反洗钱部是公司独立的一级部门，团队成员也有大额工作经验。金融企事业单位。 2018年，反洗钱监测分析共提交可疑交易报告200余件，以书面形式提交重点可疑交易报告5份，为相关部门侦破洗钱案件提供线索。

2018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互联网金融从业人员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试行）》，首次提出对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义务，要求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建设、运营和维护互联网金融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网络监控平台。

北京互联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赵耀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金融相关的支付、融资、金融信息服务等业务，应该知道是谁发起了交易，谁是交易对手。不仅在金融和准金融领域，发达国家的特定行业，包括珠宝店、房地产、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都需要实施反洗钱要求。例如，现金不能用于购房。

FATF在《报告》中针对中国提出的问题包括：在特定非金融行业缺乏反洗钱监管，在特定非金融行业普遍缺乏对洗钱风险和反洗钱义务的认识。 -金融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行长邢玉静表示，按照FATF要求，对特定非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监管已经上升到硬性级别。约束。深圳的特定非金融机构数量众多，种类繁多。深圳市人民银行组织协调会计师事务所、民间组织、房地产开发和中介机构的基础数据，与行业主管部门达成共识，分步推进反洗钱联合监管。在公募基金和反洗钱方面，深圳已有54家公募基金从业人员开展了反洗钱绩效报告工作，位居全国前列。

反洗钱也需要金融科技

洗钱和反洗钱一直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随着洗钱手段的网络化，传统的反洗钱监管理念和方法已经难以应对复杂的金融情况。

在反洗钱工作中，银行、证券等反洗钱义务机构向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告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任务艰巨。 《2017中国反洗钱报告》显示，2017年，反洗钱监测中心共收到6.3亿次大额交易报告和27次2.38万次可疑交易报告。

高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反洗钱的一大难点在于数据整合和分析。对于银行等机构来说，个体和企业的异常需要通过对各个业务渠道的综合数据分析进行整合分析，才能被发现。 7×24小时不间断在线交易。对反洗钱监测分析的及时性和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海量数据中寻找洗钱线索，无异于大海捞针。当前，必须依靠技术手段，监管技术不断进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力工具。

据高强介绍，基于大数据整合的客户360度数字画像，通过人工智能算法模型进行洗钱风险量化，可以有效解决反洗钱监控和基于风险的KYC和风险化两大关键问题。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在反欺诈、信用评分等风险管理业务中的应用也将继续推动反洗钱等监管技术的落地。

中国人民银行曲靖中心支行透露，在分析“7.18”网络赌博案资金特征时，使用ACCESS数据库和SQL语言工具，整理出165个大户，27479个相关当事人及涉案关联方21人。财务关联图为涉案人员的调查提供证据支持。

邢玉静介绍，在深圳，依托金融科技企业，加强监管技术在反洗钱领域的应用探索，设立智能反洗钱实验室，将改变反洗钱现状。 -洗钱数据孤岛，实现数据信息共享和穿透式监管引入新一代反洗钱现场检查系统，快速导入验证机构客户信息和交易数据，编译交易分析模型，提高反洗钱工作效率现场检查。

《反洗钱法》亟待修订

当务之急是修订《反洗钱法》。自2006年《反洗钱法》颁布实施以来，中国的反洗钱体系逐步完善。然而，十多年来，反洗钱的规则、理念和技术不断迭代，《反洗钱法》的一些规定已经到了必须修改的地步。

今年两会期间，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王敬武、郑州中央分局行长许诺金等八位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表示，修订《反洗钱法》刻不容缓。

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行长周振海明确指出，要扩大洗钱上游犯罪的种类。建议参考FATF《四十条建议》的相关规定。将儿童犯罪和逃税犯罪纳入洗钱上游犯罪范围，以更好地满足国际反洗钱司法合作的要求。明确特定非金融机构的覆盖范围，明确“特定非金融机构”的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公司、贵金属交易所、律师事务所等非金融机构，明确反恐融资义务金融机构和特定的非金融机构。

加大反洗钱行政处罚力度，增强威慑力也成为央行代表和行业人士的共同呼声。现行《反洗钱法》规定对义务机构处以500万元罚款，对有关责任人处50万元罚款，对义务机构处以20万元以下罚款，对有关责任人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

FATF在《报告》中指出，相对于中国金融业的资产规模，需要加大反洗钱处罚力度。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反洗钱的处罚往往可以达到数千万美元甚至数亿美元。此外，加强反洗钱信息共享，完善反洗钱部门分工协作，加大“涉恐名单监控”力度，也成为与会代表的一致呼声。

唐玲还表示，由于行业的特点，特定的非金融机构与金融机构的良性互动，有利于对全行业的义务机构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和监测分析，准确率提高识别客户身份的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是中国银保监会2019年发布的第1号令《监督管理办法》，经修订《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及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这意味着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力度势必会加大。